处于大陆内部那独特的干燥气候，没有让南方水乡长大的吴甡产生半点不适。空气中被风卷起的土沙，虽然弄脏了吴甡身上的官服，但是这位新任巡按御史脸上的表情没有出现丝毫的变化。
自从赶到陕西以后，吴甡四处不停求访陕西的士绅民众，希望能调查清楚陕西流贼产生的根本原因，以及目前猖獗贼乱的详细情形。然后又思考应当如何赈济各地州县，希望能尽快替圣上抚平陕西的乱局。
经过吴甡的详细了解，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治理陕西的乱局就一定要先赈济延安府。而要想让延安府不再出现动荡，则要先让延绥镇边堡里的军民稳定下来。因为延绥镇的士兵们不断绝望的难逃，他们不停在南边制造事端，同时也把自己的战斗经验传给南方的变民们，致使陕西的流贼越来越难对付。同时延绥镇的士兵不断逃亡，也造成了官军自身战力的衰减，此消彼长之下贼乱自然一直无法摆平。
如果说持续数年的天灾只是催化剂的话，那其实朝廷对延绥镇士兵们一直以来的忽视，就是陕西贼乱众多原因之中，埋藏在最深处的病疽。它不断冒出来的脓血，渐渐扩散到了陕西的其他地方埋下了病因。
即使没有陕西天灾这个催化剂，它最终也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爆发。这个问题并不是在天启年间埋下的，而是在更早的时期就注定了的结果。
延绥镇四面黄沙，无可耕之地，专倚两运为续命之膏。自从改变本色（粮食）的支付，以折色（银钱）代替之后，陕西府库就变空了；自从改变运输粮食换为缴纳银子，增加浮课使盐引遭到遗弃，陕西的盐政也废了。
自从盐商回到原籍，商屯都已经荒芜，各地的豪强和地方武官目无法纪的占据，陕西的屯政也废了。因为不分情况盲目的追究倒损的责任，陕西的马政也废了。
再加上朝廷不断抽调延绥镇的部队出省应援，精锐士兵几乎都已经抽调俱尽，再加上凶年相继，月粮一直发布出来，这就是饥军们相继为盗的根本原因。
而靠近延绥镇的延安府和庆阳府荒凉贫瘠，可是官府却一直加派辽饷，从早到晚不停追讨。更糟糕的是，官府将征收的事情委派于吏胥包棍之手，百姓们一人逃亡就连累一户，一户逃亡就连累一甲，一甲逃亡就连累一里，剩下的百姓全无生趣。
富裕的百姓因此成为贫民，贫民活不下去又只能选择投贼，北边的逃卒趁机就把他们纠结起来，这就是饥民为盗的根本原因。
军人和民众都选择为盗，还有一些不军不民的人也选择了同样的道路。这些人就是边地的军余，以及去职武将的家丁。这些人强劲凶悍同时马娴熟，因为他们没有月粮的供给，又畏惧耕种土地的劳苦，把做贼为乱视为理所当然。
当他们乘马而出就四处劫掠，抢回来的粮食财物就分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而因为他们身份的特殊性，边镇的武官们或武官的左右心腹也和这些人有联系。贪婪的武官接受他们的贿赂，懦弱的武官不敢与他们为敌。
延绥镇军政系统不能发挥作用，所以也就没有官员出面对这些人进行管理和处罚。致使这些人的党羽越来越多，他们也越发胆大妄为，最后直接掀起了叛乱，这就是军余们为盗的根本原因。
逃卒、饥民、军余们相继为盗的例子屡见不鲜，这是这些贼寇在刚开始作乱时还没有那么多的组织，影响力看起来很小。地方官府们就视为平常，致使各地都没有防备，等贼寇势大之后就出了大乱子。
等到地方官们发现事情的严重性之后，就纷纷上报调来了官军开始镇压。可是调来的边兵们大都与盗贼中的人相识，临阵时他们甚至还会站在一起互相聊天。
因此边兵在和盗贼相遇后，会出现私下里谈判摆平事端，而不付诸武力的局面。有时盗贼们会主动割下自己部众里的老弱病残的首级，用这些帮助边兵们交差献功。有时将辎重遗弃，任凭对方随意抢掠。
然后上下转相欺瞒，将盗贼赶出境外，就上报荡平盗贼。每日每月的玩忽职守，最后就造成了陕西猖獗的贼乱。去年延绥镇因为勤王军东调出关，造成了全镇兵力的空虚，贼乱就趁此做大，当时人心惶惶，连延绥镇的镇城都差点保不住。
所以在治理延绥镇的问题时，除了要赈济饥饿的军民，还要催促延绥巡抚洪承畴好好整顿延绥镇的吏治，对于一些庸碌之辈绝不能手软。
想到这里，吴甡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自从进入陕西开始赈济工作以来，他见到了太多庸碌无为之人，让负责赈济的他感到十分失望和愤怒。
唯一让吴甡敬佩的，只有一个西安府的推官史可法办事相当勤勉。史可法不仅迅速又仔细地完成了赈济工作，而且表现地十分勇敢。被吴甡临时北调延安府的他，在流贼还没退去时微服出访，一个人骑着马就跑遍了各处的乡村，苦心完成工作的态度简直就像是戏文里传唱的人物。
吴甡认为史可法是个杰出的人才，以后的成就一定不小，所以接连向朝廷上疏赞扬他的功绩。所以吴甡在和陕西抚臣练国事，以及还留在陕西境内的按臣李应期商议过后。就委任史可法全权负责延安以南州县的赈济，与负责延安以北州县的抚臣洪承畴相对应，算是相当信任史可法了。
“大人，派出去打探的人都回来了。”吴甡的下属在这个时候突然前来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