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德美等国成功建交的消息冲淡了警政部对前清要员及民党整肃带来的恐惧。在陈超的严令下，国安总局于5月10日正式收手了。比江云预定的抓捕规模小了一半左右，大约还有60名左右预定的前清官员逃脱了建国后的第一次打击。江云主持制定的在天津日租界诱捕善耆的行动也被陈超叫停了，江云知道命令来自于最高层，肯定是在外交取得重大突破形势下的无奈选择，有些遗憾地撤回了潜入日租界的十几名行动处特工，备用计划随即启动，开始物色打入善耆身边的人选，江云判断经此一役，善耆已是惊弓之鸟，别说回北京，连公开活动也未必有胆量了，尽管他是晚清警察系统的主要奠基人。
整肃转入下一个阶段，一些疑犯开始走司法程序，属于军队系统的交军法部门，其余的陆续移交司法部。
醉心于建立现代司法体系的伍廷芳老先生在建国前即推出了《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破产法》、《婚姻法》等十几部重要法律，其中一些法律文本基本借鉴了之前工作的成果，经国会“象征性”地审议后正式颁布全国。按照立国原则，法律的制定权在国会，但现在的国会还是一个“橡皮图章”，需要大力建设才行。
值得一提的是，《婚姻法》是崭新的一部法律，它正式将一夫一妻制写入了法律条文，纳妾成为非法行为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博得知识界一片喝彩声。特别是文教部长蔡元培，连续三天在《教育报》上撰文对《婚姻法》的进步意义进行阐述，替司法部及国会当了一次免费的宣传员。这件事的背后有很多可笑之事，其中最可笑的是起草这部重要法律的先生们多是多妻制的拥护实践者，或者出身于多妻制家庭。不管怎么样说，公开的多妻制正式宣告结束了。
为此，文人们打了好长一段时间嘴仗。十年前曾与龙谦在北京有过一段交往的辜鸿铭先生就持激烈的反对意见。因为与龙谦的治国观点多有不合。辜先生拒绝了在新朝为官，而是进入北京大学外文系当了教授，公开在讲堂上批评新《婚姻法》，说中国从来就是一夫一妻制。没有实行过多妻制，那些所谓事实上的多妻制理论都是强词夺理。还举出了什么茶杯茶壶论，将男人比作茶壶，女人比作茶杯。一把茶壶可以配几个茶杯，一个茶杯不可能拥有几把茶壶。被学生们群起而攻之，成为一时之新闻。此君算是典型的保守派，不剪辫子，赞成裹足，对共和国推行的若干新政尽兴抨击，甚至直接点了龙谦的名。认为他摧毁中华传统文化，是罪大恶极的罪人。不过，此君的学问真是一流，并非沽名钓誉，所以。批评也罢，谩骂也好，他已久做他的教授，没有人找他的麻烦。
回到正题。由于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使得审理谋刺案成为了可能。北京市法院依照有关法律开始审理这一得到中外关注的大案。很快，法院释放了被拘押十数日的宗社党要员铁良，理由是证据不足。但溥伟、载涛被一审认定有罪。
载沣因为铁良的无罪开释稍微安心了些。因端方给龙谦带的口信一直没有回复。载沣在压力之下给龙谦写了封亲笔信，为弟弟载涛和溥伟说情，要求龙谦念在其年轻给予宽赦。如有可能，希望援引宪法赋予国家元首的特赦权力释放二人。并再次提出了皇室北去承德的要求。龙谦给载沣回了封信，拒绝了载沣宽赦甚至特赦的要求，在进入司法程序后。作为总统，绝不能干涉司法审理，至于特赦，法院并未做出最后判决，无从援引特赦。其次。谋刺国家元首不仅触犯刑法，而且危害国家安全，不仅是针对我个人，而且是在颠覆政权了，似不符合特赦之例。至于北上承德，龙谦认为暂不可行，请载沣及前清皇室成员安心在北京生活。若要工作，也是可以的。龙谦在信中表示，对于前清部分人员的抓捕绝非有目的的整肃，而是就事论事。载涛犯罪，自有其一人承当，跟别人无涉。
在北京乃至中外关注这件大案审理的同时，因唐努乌梁海之战而中断的重要人事任命陆续公布，各省、直辖市的省长和市长人选确定并以政务院总理的名义委任，其中大部分一把手并非出身蒙山军系统，虽然有天下人治天下的美誉，实际上反映了蒙山军系统文官队伍严重缺乏的现实。一些人选是早已确定了的，比如浙江汤寿潜、江苏程德全、湖北汤化龙、湖南谭延闿、山东张莲芬、云南唐继尧等，他们事实上已经“上岗”了，最早转入政界的邓清华此番获得了升迁，被任命为直隶省长兼北京市长，一些军队将领脱下军装转入了政界，副总参谋长，原山东军参谋长张玉林出任奉天省长，第9师师长郑双庆出任了黑龙江省省长，北方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范德平被任命为上海市长，第7师参谋长赵自立被任命为陕西省长，第8师师长姜义柳出任广东省长，而原先确定转业的第5师师长熊勋则接替了范德平在北方军区的职务，纷传被卷入谋刺案的北洋系军官陈宧被任命为四川省长和不满三十岁的阎锡山以标统之职一跃而为山西省长最引轰动。舆论开始关注和研究省长们的出身派系师承，专注于整肃案的舆论被政界新星所吸引了。
龙谦确实没有干预警政部的工作，他在确认唐努乌梁海危机基本结束后，精力转到了外交和政务方面，外交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