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渗透，最为致命。
从名义上说，庄子固、郑成功仍是和毛雄辉“地位平等”的盟友，但实际上，光复军对山东军阀和浙江军阀的控制非常的彻底也非常的牢固。说的露骨一点，庄子固和郑成功已沦为毛雄辉势力的买办，但非常有趣的是，这两位并没有产生什么抵触心理。
世间人熙熙攘攘，都是为了一个“利”字，对于军阀来说，最高的利益自然是打垮所有竞争对手，称为实权皇帝，然而要达成这最高利益，不仅难度极大，而且风险也大，弄不好就兵败如山倒，身死族灭。所以说对于庄子固、郑成功来说，比较切实的利益就是——跟着比自己更强的力量去攻城掠地，去在发财的过程中分上一杯羹，而这一点毛雄辉确实是做到了，这也是为何到现在为止，庄、郑等人和毛雄辉如此“融洽”的原因。
当然完全基于利益上的合作，如果没有过硬的武力来保证，就无异于“幼童持千金于闹市”，说白了就是等着被抢，问题是毛雄辉，或者更明确地说，是吴王加上昊天教圣姑的势力，确实对庄子固、郑成功存在碾压性的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仅在物质上，也在精神上，当庄子固、郑成功出门散心都能听到城内庙宇中众人齐呼“一拜昊天，二拜后土”，甚至兵丁也是如此的时候，这要密谋什么作乱，难度也太大了。
当然庄子固和郑成功相当的聪明，他们才不会放弃到手的利益，去冒极大的风险发动一场根本没可能赢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被绑在了毛雄辉的庞大战车上，没有附庸之名，却有附庸之实，而这附庸的列表上，还不断增加了一些新的名字。
阿济格、济尔哈朗覆灭之后，大顺、大西政权已经处于两面被包围的状态，“讨逆之战”随时可能爆发，却始终没有爆发。吴王的态度很明确——与我合作，那么都吃香喝辣，不与我合作，那么阿济格、济尔哈朗在阴间孤独的很，急需一些人陪伴是不是？至于昊天教圣姑的态度就更加明确了——你们不要阻止昊天教的传入，仅此而已，当然“神的代言人”尚在人世，而且有着切切实实的“神迹”和“神通”的存在，和那些完全靠忽悠的宗教相互竞争的结果，是根本没有悬念的事情。
而就在这个过程中，两个“大和尚”的随军远征，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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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和清末“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巨大的区别，那就是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力上。
清末的那群人虽然口口声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我大清”全方位立体地被各路西洋人（后来还有东洋人）吊打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们坚持“中学为体”更多的是一种无视事实的顽固坚持而已。然而明末的那群人却完全不同，虽然万历末年后大明战乱频仍，但所有的惨败都是针对“东虏”和“西寇”的，至于泰西红毛人，那只不过是一群擅长“奇技淫巧”的海寇而已，徐光启等人或许会对利玛窦这样学问渊博的“西儒”保持敬重，但对普通的泰西红毛人依然是居高临下的态度。
然后问题就有趣了，清末知识分子由于对洋人心存畏惧，所以作为带路党没啥心理压力，而明末的则不然，你看有多少士绅给清兵带路，再有几个人给红毛人带路就知道了，就算是永历皇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想从罗马教廷借兵的书信，措辞也只能说是恳切，而非谦卑，所以你觉得这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会“崇洋媚外”，那纯属想多了。
而既然连“船坚炮利，颇有点本事”的泰西红毛人都被看不起，那么“天方大食人”也好不到哪里去，更不用说那些文明程度低，长的还不符合审美观的南洋土著了，看过旧时间线上蒲松龄写的《夜叉国》就知道，那群土著人基本上就等于“怪物”。
因此对于浑融和尚和弘智和尚来说，“南洋被一群天方人带着一群‘夜叉’给搞的天翻地覆”，是很没道理的事情，而吴王毛雄辉不管怎么“骄横跋扈，视君王为无物”，至少在“攘夷”这个方面还是挺给力的。这也是为何浑融和尚、弘智和尚主动请求“随军观战”的原因，前者是为了看看“这些域外天魔和他们的爪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后者则更多的是想“看看高科技（这个名词是他最近才听来的）战斗是什么样子”。
毛雄辉自然同意这种请求，毕竟这多少有点“改造旧文人”的意思，当然他也叮嘱翟五和尚看好这两个本质上还是书生的出家人，第一要求的是别死，第二要求是别让他们参与任何重要的事情，而洛英则增加了一句——早点送这两位上船适应颠簸，别远征时在船上吐得稀里哗啦就行。
而洛英确实猜对了这两位的状态，僧皮儒心，一脸牛逼哄哄，一身“浩然正气”的浑融和尚和弘治和尚在登上战船并跟着出海之后，迅速被海上波涛引起的低频振动弄得不似人形，什么形象、什么格调在生理反应面前都是标准的纸老虎，之前在河流、在狭窄的琼州海峡的坐船经历，和真正的海上波涛相比，不够班啊。当然人体总有调整和适应的能力，浑融和尚和弘智和尚吐啊吐啊就吐习惯了。
浑融和尚到底算是有点功夫在身的，之前能发下重修名寺的宏愿，那意志力还是挺强的，因此他的适应比弘智和尚要快，当后者还在泛酸水的时候，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