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会大力支持的。当然,其它的方式也可以。”

项校长摆手道:“我们先不要说这些。这样吧,我把你们的事情汇报了再说。可以吗?”

冷主任笑道:“行。那我们就等着你的佳音了。项校长,我们可是很久没有在一起喝过酒了,你看最近什么时候有空啊?给我个机会吧。”

项校长为难地道:“最近不行啊,最近我手上的事情太多了。这样吧,今天我也不留你们了,一会儿我还有一个会要去开。你们等我的消息好了。”

他的逐客之意已经非常明确了,我们也就只好站起来向他告辞。

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当然没有情绪在北大的校园里面转悠了,于是即刻地坐车回到了酒店。

在车上的时候我问冷主任:“冷主任,您觉得项校长那里的把握性大不大?”

他说:“难说啊。不过我也很理解他,毕竟他不是一把手啊。这件事情我们得等。不过我是知道他这个人的,他一定会把我们的这件事情汇报上去的。小冯,你今天的那几句话说得不错,他是地质学家,你可搔到了他心里的那处痒痒了。还有我给他的那个暗示,他肯定会慎重考虑的。”

我心里想道:人家是科学家,又是北大的副校长,他真的很看重这些吗?按道理说他是不应该缺乏科研经费的啊?不过我不好问出这样的问题来,因为我也相信冷主任才是最了解那位项校长的人。

老主任却说道:“我觉得你那样的暗示对他不会有多大的作用,人家是副校长,又是院士,他会缺乏科研经费?”

冷主任大笑道:“国家的可研经费是需要审计的,我们赞助的需要吗?很简单的道理嘛。”

我顿时恍然大悟:冷主任的意思很清楚了,赞助的就等同于他私人的了。

我是申请并使用过可研经费的,而且对其中的状况及潜规则早就心知肚明了。别说是赞助的经费,就是国家划拨的科研经费被肆意侵占挥霍的情况,在科研圈内也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其实大家都在这么做,你不做,就显得另类了,再者上边的领导也并不会因此而相信你。这是一种可笑的现实。

科研经费的使用,诸如扩大开支范围、擅自调整预算、突击购买设备等屡见不鲜。中国科协一项调查显示,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百分之四十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

早几年,中国科技投入不足,是制约科技创新的一大瓶颈。如今钱到位了,但是有限的钱却没有花在刀刃上,成了部分科研人员的“圈钱”法宝。

现在的可研经费可以去买科研设备、去做事情,但是不能给个人。由于科研人员的收入和获得经费不成比例,再加上有些科研单位的绩效工资都是从经费里开,所以大家都动这个脑筋。

节节攀升的物价和工资不成正比,所以大家也就一根筋地想着法儿搞项目,搞科研。因为钱到手后,怎么花是自己说了算。此外,在科研领域里,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关于科研项目立项、审批、经费使用、监管责任的系统法律。立法的缺失,直接导致科研项目管理的混乱。而科研项目管理又呈现出“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的局面,各经费来源单位对自己主管的科研项目都制定办法,各高等院校、科研所也制定管理制度,管理制度的不统一造成不同科研单位管理规定不协调和冲突,造成了客观上纵容了科研腐败问题的发生。

另外,一些有身份和名望的老师也会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到处跑项目、揽课题。跑到项目后,再找一些老师共同研发,按需支付部分劳务费后,剩余的全部落入个人小金库。而那些跟着导师做科研课题的博士生,也能从科研经费里拿到一些酬劳。

在科研圈内有一种项目老板,这些人就是专门跑项目,然后再与别人吃回扣。一般项目老板和驻京办关系密切,因为要靠驻京办打头阵,与部里牵线搭桥。每年三到五月是高峰期,一直到六月立项前,驻京办是项目老板的首攻阵地,等项目和经费下来了,驻京办就逐渐冷清了。

中国教育拨款分散掌握在国家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科技部等部门,而拨款的主要方式是项目制,即申报项目,审批通过立项后拨款。然而这种拨款制度,要求高校必须长期建立与掌握财权的部门的良好关系。

项目到手后,怎么花是关键,而且还得花得没有痕迹。这其中有几种惯用方式:首先是吃回扣,只需五百万万价格的仪器设备,以八百万万或者一千万的价格购买,多余的钱已辗转进入个人卡号;其次,以科研需要的名义购置汽车房产,项目结束后就据为己有;再次,自己成立公司,拿科研经费作股份;或者,就是以考察的名义出国或到各地旅游消费。

不过,出国考察并不便利,因为出境考察时要受到诸多审查,但这也阻碍不了他们巧立名目地花钱。例如,社会科学领域引进课题制后,设备仪器的费用,在预算中是小部分支出,交通费、差旅费、资料费和餐费等项开支,才是主要开支,常用的借口就是大量的社会调查和学术交流;在人文学科领域,查阅文本文献是主要研究形式,重要资料都有图书馆藏,自行购置说不通。为使经费达到一定规模,便将电脑、摄像机、扫描仪等反复填报,而一旦立项,经费包干,这些费用便可以被其他开支替代。所以,考察、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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