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郭良平选择向枢密使发起冲击的时候，可想而知会遭遇怎样的阻力与攻击，这一点，他本人心里未必不清楚，但他还是选择出击，就像几十年前率军远航，将帝国触角延伸到波斯地区一般。
郭良平拼了一辈子，冲了一辈子，没理由在最后选择软弱，只不过，这一回，运势不在他，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倒在枢密使的权位前。并且在之后不久，就撒手人寰，享年六十八岁。
郭良平被排除在外，郭仪与杨延昭之间同样不好选，在世人眼里，这二人是最有资格担任枢密使的，毕竟是世祖时期的“勋贵三英”、“少壮三杰”，名望、履历、功劳都很扎实。
然而，郭仪本身就任兵部尚书不久京，已是宰相，不便轻动。杨延昭则已经退到侍帅这个“二线”职位上，另一方面，也跟杨业当初的扶持有关。
端拱二年的刘文济，已经彻底坐稳了皇位，已经不需要再想之前那般过分地小心翼翼，也能以一种自主的心态去决策军政。
对杨氏，他当然多有倚重，对杨氏子弟的提拔并无限制，但是对杨业、杨延昭二老，尤其是杨老太师依旧在世的情况下，让他把杨延昭抬到枢相的位置上来，他也实在难以安心。
那样，只会出现另外一个李继隆。
于是，在端拱二年仲夏新鲜出炉的大汉帝国新一任枢相，又是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扶风公、殿前都虞侯马怀遇。虽有些意外，但对于马怀遇，还真没法提出什么有效的反对理由。
李继隆、杨延昭身上的“buff”，除了驸马头衔没有，马怀遇都有，并且他曾是世祖养子，与太宗的关系更亲如兄弟，只不过，履历与功劳上不如李、杨那般耀眼罢了。但是，他担任枢相，还真就没什么人能挑战得动。
尘埃落定的同时，也附有皇帝一番安抚操作，杨延昭晋崞县公，使杨氏一门两公。郭仪则晋一等武进侯，为郭氏再开一脉。
此事后不久，致远侯郭良平也郁郁而终。空出来的第一枢密副使的位置，皇帝刘文济在善加斟酌之后，选定侍卫司都虞侯曹玮，这是已故真定侯曹彬第四子。至于腾出来的侍卫司都虞侯，这个实际掌握侍卫马步军统兵权的要职，刘文济则敲定护圣军都指挥使田邦义。
此人乃是功勋老将田重进之孙，虽同属于勋贵，但家室就不那么耀眼了，与杨、李、曹者相比，暗淡的不是一星半点，当然这也是刘文济选其掌握兵权的主要原因之一。
世祖、太宗是何感触不得而知，但经康宗之荒后，轮到刘文济当家做主，他对朝野上下，尤其是军队之中，那强大、固化的军功贵族阶级，难免带有戒心。
刘文济自是知晓军队不可轻动，勋贵的核心利益不易侵犯，因此，大动作可以按捺，小刀子却可以慢慢地割。先在军功勋贵集团内部搞分化平衡，提拔如田氏这种势力不强、影响力相对局限的勋贵家族，后面再培植庶族寒门将领，当然这注定是个漫长的水磨工夫的事情，急躁不得。
另一方面，在对军政令系统做“小手术”式调整之后，刘文济又下诏重新设立枢密直学士一职，以内阁学士、知制诰曹利用充任，重置的理由则是他不通军务，但军国大事，不能不熟悉，因以此职作为皇帝与枢密院之间联系的桥梁，加强沟通
一系列幅度不大，但显著加强皇帝权威动作下来，包括文官系统内一些眼光毒辣的人，都察觉到今上那颗并不端拱的心，而对此感受最为深刻的，毫无疑问乃是军队体系，尤其是军功老贵家族。
不过，军队里的实权派们，却并没有就此表示些什么。帝国军制，给了他们近乎超然的地位与待遇，同样对所有人也都有一套摆在台面上的限制，台下怎么做是一回事，但谁敢在台面上搞形成规则共识的事情，则将面对来自上下的挤压。
另一方面，刘文济的系列操作，也都在既定规则之内，并没有动摇勋贵们对军队的主导地位。总不能期待每个皇帝都如康宗一样吧，而由平康时代走向端拱时代过程中产生的不适感，所有人都得慢慢接受，并且，是臣子去适应皇帝，这是由强势皇权决定的。
端拱三年春，许昌王、中书令刘曜上奏，安南王刘文涣薨于交趾。
刘曜，世祖皇帝幼子，母周宜妃，生于开宝十九年，初封韩公，康宗继位后晋爵许昌郡王。前者，以刘继昌落马遭贬，依常例选宗室入政事堂。
皇帝刘文济二请赵王刘昉出山，仍为其所拒，又邀掌管宗正的燕王刘昭，不出意外，刘昭也选择婉拒。二王悉拒，不得已之下，刘文济只能把目光投向其他人了。
世祖诸子，除了赵、燕两大亲王之外，在京的只剩蜀王刘晅以及许昌王刘曜了，最终，在一翻考察之后，刘文济敲定以许昌王刘曜入政事堂，拜中书令，同时监管理藩院，除了平衡朝局之外，主要搞外交，尤其是与四方封国、藩属之间的交往联系。
“安东事件”仍未调查清楚，但不论真假如何，都给了刘文济一个警醒。随着这一年加强对各藩国的关注，获取众多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之后，刘文济也意识到，血脉相连的帝国与诸封国交流频繁，但正在往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发展。
这种趋势，作为中央帝国的皇帝，刘文济心中很膈应，那是一种事务脱离掌控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