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昌化的土豪恶霸固然很多，泼皮刁民同样也不少。很多骨头最硬的佃户，居然已经七八年没交过租。而各种“抢米吃大户”的事情，也是年年都有，屡见不鲜。一旦遇到年景差的时候，地主们的收租总是会搞得好像鬼子进村一样，一路上到处被埋伏打闷棍，那些打手管家当真是在用生命帮主子收钱……
按照最近收集到的信息，王秋隐约地感觉到，最近这些年以来，昌化这地方的地主和农民们，似乎在连绵不断的互相攻杀之中，达成了一种貌似很“和谐”的动态平衡——双方都已经杀得快要杀不动了。
虽然就浙江全省而言，并不是每个地方的阶级矛盾都像昌化这边一样突出，但情况肯定也不会很好。
说起来，浙江农村社会的阶级矛盾，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严重，至少在清末的时候，情况大致还算勉强可以。毕竟，江南素来是中国的精华之所在，城市工商业发达，乡下盛产稻米、棉花和丝绸，在整个明清时期，一直相当富庶。即使是在近代前期，被洋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依靠出口丝绸、茶叶和瓷器，浙江的经济状况也还不错。民国前期利用一战的东风，甚至曾经有过一段相当兴旺繁荣的时光。
虽然在江南地区的农村里，名义上的租子也有五成以上，但实际收缴的时候往往会打个折扣。如果佃农比较刁蛮，而地主却比较软弱的话，那么实际地租甚至有可能降低到30左右。有些地方的佃农，连年累月地赖账不交租子，地主也捏着鼻子忍了——因为他在上海、宁波的工厂商行，收益百倍于老家乡下的那点田地，实在是犯不上为了这么一点地租而兴师动众，到乡下去大打一场……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压在浙江农民身上的负担，可远远不止地租这一项而已——作为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地方，浙江农民们的农具、肥料、种子往往都要赊账借贷来购买，缴纳的利息就不是一个小数目。
问题是，到了民国中期，进入三十年代之后，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作为全国最开放的前沿地区，浙江也越来越被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倾销狂潮所害——很多时候，粮食倾销对一个国家而言是致命的！
例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农村就处于一个非常荒诞的局面——最初两年，长江以北赤地千里，长江以南洪水滔天。饥民倒毙于路途，自然是惨不忍睹；到了1932年和1933年，气象灾害基本结束，江南地区和全国大部分省份普遍丰收，稻米小麦堆积如山，但却被从上海倾销的洋米洋面冲击（那时候正值美国大萧条，玉米腐烂在地里。牛奶往密西西比河里倒，出口农产品自然便宜得很），于是在市价上，每一石国产土米往往比洋米贵了2、3元，根本卖不动。如果低价贱卖，农民又要赔本。
——由于农业技术落后，外加沉重的苛捐杂税，浙江农民的生产成本就远比西方同行高得多。他们没良种。没化肥，没水利，没农药，没机械。亩产远比后世低得多，只能靠大量投入劳动力精耕细作，来勉强提高一点产量。而且，他们非但没有农业补贴。还要承受沉重赋税，在全球化竞争中不破产倒是怪事了。[
眼看着种植粮食挣不到钱，江浙地区的农民们开始指望经济作物，可惜国产棉花的品种、质量和价格。都竞争不过进口的埃及长绒棉，在进入三十年代之后，就根本卖不动了。而作为传统出口大宗的丝绸，由于长期在技术上固步自封，也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之中，被不断改良品种和技术的日本丝绸彻底击败。
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又在搞最典型的买办经济，根本没有什么农业保护和补贴政策，反而还对农业征收重税，提高农民的生产成本，毁灭本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在是倒行逆施。最后让江浙地区的农产品既失去了国外市场，也保不住国内市场，又找不到品种改良的途径，农村破产之风最终变得药可救。
走投路之下，一些农民不顾一切地开始种植起了罂粟，试图依靠鸦片来赚钱。但江浙地区的土地价格和人工费用，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身边又是上海这么个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于是本地鸦片在价格上也竞争不过东北、云南和印度的烟土，而浙江的气候条件又并不适合种罂粟，结果连贩毒都要亏本！！！
于是，三十年代的江浙农民们，便限悲哀地发现，自己是歉收要饿死，丰收也要赔本，种什么都挣不到钱，而肥料和农具又都是借债买的，结果身上的债务永远还不清，怎么样都没了活路。
——想想看吧，贩毒都亏本，这农民还能有什么盼头？不造反闹事就等着全家饿死吧！
因此，早在红军大规模兴起之前，浙江乡下的抗租运动就已经极度频繁，在洋米洋面的市场冲击之下，随着江南地区的农村普遍破产，没了活路的浙江农民纷纷成了滚刀肉，索性自己种稻米自己吃，不交税也不交租，能活一天是一天。万一地主上门催讨，则要么一哭二闹三上吊，要么举着刀子声称要同归于尽。地主想要把租子十足地收齐，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尤其是收成很差的时候，常有人卷了粮食弃田而逃，举家迁移到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打工或当盲流，让地主家里什么都收不到。
而很多地主则发现养上一群打手用以催逼佃农缴纳租子的人工费太高，打官司需要打点的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