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的那天，正赶上“骡马大会”（集市）。会场的一角人们在喝茶。烧开水的炉子是一个大约一米高，几米长，可以成排摆放几十把水壶的大炉灶。服务员不断地从炉灶上提下水已经烧开了的水壶，为喝茶的人沏茶续水。看了这个场景，令我茅塞顿开，原来，这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出处。此情此景，让我好像明白了一个道理：为什么古人让我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从成都去自贡，坐火车在内江下车，再坐一个多钟头的汽车。下车第一眼看到的是市区高处的采井盐的井架；还有肩上担着两大竹筐装着雪白食盐的挑夫。
要账没要着，跑到恐龙博物馆里看了看巨大的恐龙化石骨架。真难以想象，地球上居然还有过这么庞大的生物存在！
在自贡吃了闭门羹，我们两个没有停留，赶上一班汽车，回到了内江。在内江去重庆等火车时候，我们两个在火车站旁边的副食品商店看见卖橘子。商店的橘子是凭票供应当地居民，每人（或许每户）二斤半。看着黄灿灿的大橘子，十分眼馋。我对刘枕江说，“听说内江的橘子是四川最好吃的橘子。若是能买点就好了。”
刘枕江：“要不跟营业员说说，买点？”
我：“试试？”
“同志！我们是外地出差到此地的。看到你们这里有这么好的橘子，真想尝尝。不知道能不能卖给我们点。”刘枕江凑到一个营业员跟前，笑嘻嘻客气地跟人家说道。
这个营业员看看其他几个人，说了一句我们听不懂的当地话，有一个营业员点点头，然后，这个营业员对我们说，“行，卖给你们二斤半。”
我们两个向人家诚恳热情地致谢，之后，急不可耐地扒皮吃了起来。在我的记忆中，大概有好多年没有吃过橘子了。
到了武汉，要账的最后一站，还是一无所得。刘枕江临来时带一项私人任务，给工业科一个同志在武钢工作的一个亲戚稍20斤全国粮票。我们两个来到武钢家属宿舍，这片宿舍区和鞍钢的家属宿舍大概是同一套图纸，仿佛回到了鞍山。特别是宿舍区里妇女们的言谈话语，更是辽（阳）海（城）味道十足。这里居住的几乎都是鞍钢过来的职工家属。
到了武汉，长江大桥是一定要走上去，近距离看一看，摸一摸。这是我国“万里长江第一桥”，**诗赞“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座大桥，一直是我们那一代人心目中的骄傲。
武汉东湖辽阔舒展，远比杭州西湖大气。游湖的人寥寥无几。遥望湖对岸远处武钢巍巍高炉影影绰绰的壮丽景象，倍感亲切。
可叹，在武汉我患上重感冒。在汉口的一家医院扎了一针青霉素和退烧药。打针的时候，护士让我坐在一个方凳上，他坐在在我身后，就这样完成了臀部肌肉注射。回到鞍山的时候，我和很多人宣传，武汉医院打针比我们这里撅着屁股趴到床上挨扎舒适，文明。
从家临走的时候，我们两个各领一项任务。刘枕江是张柯南交代的，必须在成都给他买两瓶郫县豆瓣酱，这是必须完成的雷打不动的死任务；因为张柯南的小媳妇是四川人，特别想吃家乡的豆瓣酱。刘枕江从出发那一刻起，就常常把这个任务挂在嘴边，须臾不敢遗忘。到了成都，刚刚找到旅店，他就跑到附近商场，把两瓶郫县豆瓣酱买了回来。我劝他不用这么早在成都买，到上海再买也不迟。他说，“那不行！张柯南特为嘱咐，必须在成都买，说，别的地方卖的是赝品，不好吃。”
一路上，刘枕江小心翼翼的拎着这两瓶豆瓣酱，惟恐不小心把豆瓣酱的玻璃瓶子打碎了，前功尽弃。
我的任务是赵翘科长委托给她爱人买一斤茶叶。当时，茶叶到处都是凭票供应。还好，在重庆南温泉的一家茶叶店，碰上了不要票的茶叶。高高兴兴地买了一斤回来。拿回来交给赵翘，第二天赵翘科长说，茶叶捂了。对于此事，在我心中一直存在一种办事不利、对不起人家的内疚。
（十）孩子们的琐事
三个孩子住进财政局办公室，换了新天地，乐不可支。孩子们的故事，不免孩子气多一些。老大上抗大（小学），老二上幼儿园，老三上托儿所，晚上回来，自然是楼上楼下、楼里楼外，嬉笑玩耍，常常见不到人影；老大自然担当起监护人的角色。笑话也是常常发生。
老三是楼里年龄最小的一个，下班后，把她从托儿所带回来，一进楼，就会有人接过去，特别是财政局革委会委员张建荣，不管什么时候，看见了就要抱着亲热一阵子。
在食堂吃饭，老二问税政科的一位年龄稍大一点的一个男同志，“你的脸上怎么长那么多的小坑啊？”
这一问，不免引起食堂里吃饭的人喷饭。解放后，年年接种牛痘，很少有人患天花等等传染病，极少能够看到“麻子”，老二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也不足为奇。
一次食堂吃饺子，在我写的大字报上把自己的名字抠下去的那个同志吃蒜，老二看见后，问道，“唉！你吃蒜怎么不扒皮就往嘴里搁呀！带皮吃呀？”
“看看！蒜皮不是在这呢吗。”那个同志，在嘴里嚼了嚼，把蒜皮吐出来，落到饭桌上，笑了起来。
公安局墙外，张贴几张“批林批孔”的漫画。其中一张是，孔子把林副主席搂在怀里，露着**用奶头给林副主席喂奶。泉恒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