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要账
在财政局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两次到外地要账。
1973年末第一次出去要账。从1971年开始，国家实行包干型财政体制，国家对地方实行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大包干。中央和省里于年初核定鞍山和鞍钢的财政收支数额和上缴利润额，超收归我市和鞍钢自行支配使用；如果收入完不成收缴任务自求平衡，中央和省里不再负责。这一年进入12月，超额完成全市财政收入和鞍钢上缴任务已成定局。傻子都知道，多超收一分，就多得一分，多超收十分，就多得十分。全力以赴把外地的欠款收回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入库金额，成了市里和鞍钢各项工作的首要任务，当务之急。
市里决定由财政局、人民银行、鞍钢联合组成到全国各地清算货款的要账队伍。我和鞍钢财会处负责人杨椿为一组，到山西的太原和榆次的几个企业要账。
杨椿于1969年9月至1971年5月曾经担任过财政局革委会副主任。那个时侯，党政合一、政企合一达到了极点。鞍钢的企业管理机关在市革委会里有一个第一工交组，鞍钢的财务管理（财务处、基建处）也合并到市财政局，直到1971年上半年才从财政局分出。
杨椿高个，较消瘦，平易近人，嗜酒。
到了太原，我们先去太原钢铁公司要账。去太钢要账比较顺利，毕竟都是属于冶金部的企业，到了公司的财务部门，人家就明白了我们的意图，很快就答应转账付款。
太原铁路局就麻烦了一些。太原铁路局使用鞍钢的重轨扩建太原火车站等铁道支线。
我们到了铁路局的基建处，基建处的同志很客气，说，这批重轨是用于技术改造，属于计划处的管理权限，让我们到计划处去要钱。
到了计划处，计划处处长也很客气，说，这批重轨是用于基本建设，属于基建处的管理权限，让我们到基建处去要钱。
“我们方才从基建处过来，他说技术改造由你们计划处负责，你说是基本建设，基建处负责。我们到底找哪个部门？”听了计划处处长的说辞之后，杨椿问道。
“找李处长！……怎么回事？这批重轨不是用于基建吗！怎么推到我们这里来了？……”计划处的张处长听了杨椿说话之后，给基建处打电话，两个处长在电话里你一句他一句，争执起来，呶呶不休。
“请把电话给我。”杨椿从张处长手中接过电话。挂通了鞍钢销售处的电话。“哪位？……找王处长……啊，老王，我现在在太原铁路局，来要那笔重轨的款子。……他们扯皮。这样吧，下一批重轨不要发货了……等他们给了钱以后再说。”
张处长：“别……别介呀，工程正在施工，不能停工啊。”
杨椿：“那怎么办？不给钱，我们不能再发货了。”
“你们二位先坐一会，我们立刻找领导研究一下，请稍等。”张处长说完，走了出去。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张处长领来另外一位同志，寒暄一番，他说道，“对不起啊，我们的工作协调的不好，请谅解。已经通知财会处立即把这笔货款划拨给你们。”
杨椿：“谢谢你们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要账的下一个单位是榆次的一个军工企业。榆次距离太原不远，坐火车几十分钟就到了。这个企业更横，说什么也是没钱。非要不可，让我们到七机部去要。杨椿这回没有生气，无可奈何地离开了那个企业。他说，“遇上这样的主，天王老子也没有办法。”
这次到太原，看望姑母和大哥大嫂，是我的一项私人要务。1966年在瓦房店驻军表哥所在的高炮部队调到云南抗美援越前线，到越南参加了抗美援越战斗。从越南归来后，表哥所在部队驻到了太原；姑姑和嫂子也随军来到太原。
表哥在太原市城市管理局支左，和我们局的王军代表一样，也是军代表。他和我们鞍山的军代表不一样，不参与局里的斗批改或业务领导工作，干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比如，跟随公园的头头们到广东去买猴，等等之类的闲事。
入乡随俗，姑母说，到了太原，吃的就得学当地的习惯，比如包胡萝卜馅羊肉饺子，冬季在门旁、窗户下把雪里红摞起来储存，顿顿饭都离不开吃醋。大嫂说，想不到山西这个没有大海的地方，鱼没少吃。原来，他们的左邻右舍的人对吃鱼不感兴趣，发的鱼票很少买鱼，知道姑母一家是东北人，喜欢吃鱼，所以，把鱼票给了他们。
离开他们的时候，大嫂给我的孩子们买了几块做衣服的彩色鲜艳的条绒。大哥问我还需要点什么，我说什么也不要。想到了杨椿的嗜好，我说，“和我一起来的鞍钢那个同志喜欢喝酒。”
大哥说，“那好办，我给他弄点汾酒，带回去。”
在我们离开太原的头一天晚上，大哥送来七、八瓶没有商标的汾酒。他说这种没有商标的汾酒比市场上凭票供应的汾酒质量好得多，是属于特供的好酒。杨椿得到酒之后，自然是喜溢眉梢，连连道谢。在坐火车回家的路上，杨椿说，这次出来要账，最大的收获就是这几瓶特供汾酒。
要账的空余时间，游览了太原的名胜晋祠。人说“不到晋祠，枉到太原。”所以晋祠是一定要看的。
到了晋祠，游览了圣母殿和附近的景观。圣母殿中的圣母邑姜在殿上居中而座，周围是几十个彩塑侍女，塑造得面目清秀俏丽，形象逼真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