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1/2)

应该说，拉斯冯提尔的电影是“存在主义”的。通过“极限境遇”说故事，将“死亡”、“灾变”、“劫数”等偶发事件，作为人的命运舞台，以此观照人的自由选择，是典型的“存在主义”的思考方式。眼下这股思潮早过时了，它最大的问题是，将“极端体验”当成了“日常经验”，一个人在特殊情境下展现的人性，被当成了人性的全部。存在主义文学曾兴盛一时，但它们寓言式的写作，带着强烈的道德说教的企图，很快就让人腻味了。不可否认，拉斯冯提尔的作品有同样的缺陷，一种知识分子腔调，不免矫揉造作。但假如拉斯冯提尔仅止于此，他不可能吸引我，我也不会对他的每一部电影感到好奇。实际上，就像所有第一流的作家，他有一种特殊才能，那就是对人物的心理有惊人的洞察力。我甚至毫不怀疑，他有过非常不幸的经历。他崩溃过，他知道那过程，他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其实，那种感受我也有过，一脚踏空，不停地坠落，像是永无尽头，然后你很想抓住点什么，阻止自己下坠。我曾经有过那种极度沮丧的时刻，爬到楼顶，望着地面，想纵身一跃，不是想死，而是想让地面托住我，助我摆脱久久悬空的痛苦。这种隐秘的心理不容易描绘出来，拉斯冯提尔却很成功，他通过描绘女主人公伸手紧紧攥住点什么，呈现出了她们心中的无底深渊。《白痴》里，那个丧子母亲的描画最为精确，当时我看的时候，立刻想起了一件往事。我在国企工作时，隔壁办公室有一个中年同事，平时沉默寡语的，也没什么来往。突然有一天他跑到我办公室，和我聊起天来，神叨叨地，讲的净是公司里其他同事的闲话。这种话题，我完全插不进嘴，但他很兴奋，一个人说个不停。很多话还说得十分刻毒，不胜其烦，简直到了想让人拿拳头塞进他嘴里的地步。正当我想着如何找个理由退避，他突然停顿下来，说，哦哦哦哪个明天我回老家，我妈死了。然后他就平静地走了。我清楚记得他的表情，就像《白痴》里的那位母亲一样，嘴角永远挂着虚弱的微笑，有点谄媚，有点奸猾。不幸是邪恶的近邻——拉斯冯提尔电影总给人留下这种印象。这是不容易消化的观点。在弱者的悲惨故事里，人们总是期待有人性之善，有仁慈和慰藉，但拉斯冯提尔不愿满足他们，执意给他们看相反的东西。即使那部大众最受落的《黑暗中的舞者》，拉斯冯提尔在商业考虑之余，仍然留下了自己恶狠狠的印记。他不满足于让女主角受病魔折磨，还让一个警察趁人之危，欺骗她、掠夺她。弱者无人救助，反倒成了有血腥味的肉块，引来了饿狼。这种人性本恶的逻辑，到了《狗镇》可谓发挥到了极致。一个落难女子来到一个“淳朴”的小镇，她尽力讨好这里的居民，以便融入社区。但很快小镇居民的伪善暴露了出来，每个人都试图在她身上压榨点什么，女人羞辱她，男人qiáng_jiān她。连她那个自命“洗涤人心”的作家男友，出卖她时也毫不手软。在这个貌似与世无争的地方，每个人都潜藏着惊人的作恶能力，弱者的出现只会被吞噬，就像受伤的动物被扔进了狼群。片中女主人公受到的蹂躏过于残酷，令其扮演者妮可基德曼十分困惑，她质疑拉斯冯提尔是不是仇恨女性，不然为何他总是热衷于描绘受苦受难的女性，让观众看她们困窘时的丑态，以及被欺凌时的无能为力。妮可基德曼很敏感，她意识到了拉斯冯提尔身上的病态，但她弄错了一件事情，拉斯冯提尔电影里的女主人公，并不是“女性”，而是他自己。拉斯冯提尔患有各种奇怪的恐惧症，对“生命无常”十分害怕，例如不敢坐飞机等等。1995年，他的母亲去世了。可以想象当这种不测的灾祸真的降临了，他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他是多么地煎熬。正是经历了这一变故，才让他有了“良心三部曲”的计划。这一电影系列中的三个女人，都是在宗教之外寻找自救之路。她们选择的不是宗教，却付出了教徒般的虔诚，同样达到了某种浑然忘我的境界。或许是慰藉，或许是麻醉，总之起到了镇痛作用。拉斯冯提尔也是这样，电影就是他的宗教，他甚至也有自己的“十诫”——著名的“dogma’95”。他拍电影就是为了自救。《狗镇》虽然被视为政治电影，实际上一脉相承，拉斯冯提尔仍在讲述自己内心的崩溃，只不过这次牵涉到他的政治信念。他曾这样解释自己的政治立场：年轻时信过**，现在仍是左派，却不是社会主义者。这种说法很有趣，他显然经历过层层蜕变，以前还能说是具体的某主义，现在只能说是笼统的某派系。假如《狗镇》谈的是政治，女主角所经历的不就是政治观念的重大转变吗？她来自大都会，是富有的黑帮老大的女儿，但道德良心令她觉醒了，她不再贪恋安逸的生活，选择了逃离。可是来到平民的世界，她的天真遭到了报复，原来善良的老百姓不善良，良心的文化人没良心，这些人个个如狼似虎，贪婪又自私，根本不是社会的进步力量。以前以为他们安分守己，虽然弱势，却有着更高的道德水准，但作为遇难者进入到这一群体，却成了他们争先撕咬的猎物。最后，女主角再次觉醒了，原来“弱者”凶残起来不亚于黑帮，所以当顺民变成暴民，就该对他们痛下杀手，以恶制恶。这部影片的结尾很决绝，世界黑漆漆一片，只有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