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招山拜祭故人
赴京城宫廷召对
政事堂见一个多月过去了，辛弃疾还未到京，便派快马送信去催。
见陈亮已从冤案的阴影中走出，操持家务，潜心读书，信心百倍地准备参加两月后的科举考试，欣喜异常。要求陈亮陪他去金华祭扫吕祖谦之墓。
这吕祖谦，字伯恭，称东莱先生。他出身官宦世家，就是与韩氏齐名的吕氏，八世祖为太宗朝首相吕蒙正，七世祖吕夷简，六世祖吕公弼都官至宰相，到他这一辈，祖、父、兄、弟在朝为官的，有数十人。吕氏家族除官位显赫外，学业上也颇有建树。吕祖谦儿时，随父亲在福建任所，他先从师于林之奇，后随父至临安，又从师于汪应辰和胡宪。
十七岁时因祖父致仕，恩荫为将仕郎，三年后，改为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又过四年，为右迪功郎，授严州桐庐县尉，主管学事。二十七岁时，先考中博学宏词科，接着又中进士科。特授左从政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学教授。
尽管仕途颇为得意，学术著作颇多，但家庭却屡遭不幸，十多年来，父母双亲，韩氏姐妹，先后离世，一双儿女也夭折早亡。淳熙三年（1176年），守丧期满，因李焘的推荐，升任秘书省秘书郎，并兼国史院编修官与实录院检讨官。这一年，正好四十岁。这时，他已疾病缠身。次年，又娶十七岁的芮氏为妻，淳熙六年（1179年）七月二十八日，其妻芮氏又去世。他也因此回乡养病，淳熙八年（1181年）七月二十九日病故于家乡，享年四十五岁。
天妒英才。朝野为之惋惜。辛弃疾当时就作祭文悼念。
东莱先生为人谦和忠厚，做学问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孝宗朝以后，士大夫以讲学授徒为荣。当时之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子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
吕东莱的学说也称婺学，其最大的特点是不名一师，不私一说。在官场中，他一直担任文教学术的职务，先后做过儒学教授、大学博士、讲官、史官，官至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和实录院检讨。这就为他从事学术研究和创立学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此期间，不仅撰写了许多关于理学、史学和文学的著作，并且长期在丽泽书院讲学授徒。
吕祖谦虽然是一个理学家，但在他的着作中并不只是空谈道德性命。他的学说一方面是以性命之学起，并且要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三德就是至德以为道本；敏德以为行本；孝德以知道恶。三行就是孝行以亲父母；友行以尊贤良；顺行以事师长，同时另一方面，也提倡治经史以致用。
陈亮告诉辛弃疾，与伯恭相识时，自己才十七岁，也不觉得他有什么特殊，后来伯恭连中两科，埋头讲学，著作渐多，遐迩闻名，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才对他刮目相看，特别是他长年保持和颜悦色，总是不急不躁，平和中正，便彻底折服于他。
因两家相距不足百里，自已常去拜访这位忠厚长兄，写的文章和著作也多请他阅读，听取其意见，曾几时，吕陈二人相互讲论切磋，越发投机，引为知己。以致于产生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之慨。
吕祖谦之墓在武义县明招山南麓，此处乃吕氏祖茔，吕祖谦与二位韩氏夫人合葬。
辛陈二人在墓前摆上祭品，点上檀香，鞠躬致礼。
从山上下来，陈亮感伤地说：“我陈亮平生很少与人讲论，空闲之时，除幼安兄之外，仅喜爱与伯恭往来，谈经论道，评点古今，乐此不疲。我亦感激他能知我懂我，总感觉他还有许多话要对我说。自从伯恭去世，这样的情形就越来越少了。”说罢，泪水夺眶而出。
离开金华二人依依惜别，约定两月后在临安相见。
这次皇上召见的结果，再次令辛弃疾迷惑不解。
皇帝赵惇高坐在龙椅上，脸色还好，不过是底气有些不足。他首先垂问福建的政务和民情，辛弃疾就将福建的军政要务、司法刑狱及民风民俗等，一一禀告，皇上听了点头称好，还夸奖道：
“爱卿素来爱国恤民，果敢干练，此番在闽，悉心宪事，严宽妥切，朕心甚慰。”
辛弃疾闻听连忙叩谢。
皇上令其平身，赐坐。
皇上再开金口，关于国事政务，爱卿有何良策？
辛弃疾惶恐惊喜之余，呈上准备多日的《论荊襄上流为东南重地疏》，并诚挚地启禀当今圣上：
时至今日，我朝上下有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朝野民众忘了靖康之耻，已经习惯于目前这种相安无事的状态了。如果大宋再没有非常人物，以非常手段收复故土的话，不久将会有“第三股力量”崛起，那时，大宋乃至金国就不会是这样安稳，恐怕能立国都难了。
讲到此处，他抬头看了看皇上，见他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不免有些失望。
尽管如此，他仍然把想说的都说出来，动情地说：微臣请求皇上，朝廷要居安虑危，放远眼光，任贤使能，加强戒备，修车马，备器械，训练兵士，增强长江上游的军事防御力量，为恢复事业积极准备。
皇帝平静地说，爱卿所言有理，朕将命政事堂谋划此事。
辛弃疾向皇上提交的这份奏疏，是他实地考察，针对荆襄前线实情而写的。
三年前，已过天命之年的陆九渊，接到朝廷敕文，被任命为荆湖北路荆门知军。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