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就是用轻工业的收益补贴重工业，等到我们的重工业尤其是机械制造业发展起来了，又可以反过来支援轻工业，不但绝大部分机器设备不再受制于人，铁路和轮船运输业的迅猛发展又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这是硬件方面的保障。这中间政府效能也不断提高，相关的配套体系比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逐渐完善，软件方面也一点一点跟上来了。此外，我们很早就全面规划布局了环渤海、长三角两个综合开发的核心工业带，重点建设天津、沈阳、上海这三个模范工业城市，形成强大的规模聚集效应……”
“所以就算后来人力成本的优势有所削弱，我们还是可以制造出世界上最廉价的轻工业制成品，加上一些超前设计和发明的释出，白菜价的风扇、冰箱、脚踏车风靡全球，足以在不甚理想的关税条件下控制住贸易平衡。”
说到这里，马丰扫了一眼面前的两位来访者，显然看出了他们脸上的疑问，便略一抬头，示意“可以提问了”。
方天华跟杨雨湘对视了一眼，下决心地一点头，一脸道德性正义地开口道：“有点难以置信……就算是部分抵押关税，那就是说自定关税的能力会受到影响，这可是后进国家工业发展的极大阻碍，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马丰淡淡一笑：“洋人也不是傻子啊，凭空借那么多钱给你成套成套的买机器，还让你随便定关税，那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嘛？一开始不抵押关税，难道抵押矿山铁路？那些玩了几百年的国际银行团精着呢，就等着我们买了一堆高价机器，到时候生产出来的东西又竞争不过他们，这才好来收割咱们。再说后面我们也得出口工业品，我们的‘合理’关税也算是谈判筹码之一，当然。亚俄战争之后这些东西就全部废除了。最后人家闹羞成怒了，不跟我们玩了，对着搞贸易壁垒，还以欧战为名催逼还债——这不。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话音未落，只听马丰左手边那位依然保持了电线杆身材的“韩财神”——财政大臣韩浪——鼻子里一嗤：“轻工业补贴重工业？老马啊，你就别误导他们了，一开始都是奖励工商，优惠条件一大堆。除了烟草、食盐、砂糖几种垄断专卖的，其他都收不上多少税，补贴工业的大头是农业。”
马丰耸肩一笑，歪头示意“那你来扯吧。”
韩浪长啜了一口茶，身子往后一仰，嘴皮子机关枪般地扫射起来。
“那个时空历史上的日本，工业化资本的最重要来源就是农业，单是在明治维新启动期的1872年，土地税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总额达到百分七十二，此后几年甚至达到百分之八十上下。1881年完成地税改革后。征收的土地税一度占到农业产值的百分之三十四。甚至到农业产值只占全国净产值不到三成的1910年代，土地税占农业产值的比例仍保持在百分之二十左右。此外，从1888到1902年，由税收调动的农业剩余资源约要占到非农业投资的近百分之六十，可见农业剩余对日本的工业化贡献有多大。”
“十八世纪中期也就是前朝乾隆年间，不论是官方统计数还是估计的实征数，田赋均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四左右，年核定征收额在五千万两上下，其中实物粮占田赋总额的比重约为百分三十。可是到了那个时空清末的1891年，田赋总收入却不过三千万两。只占财政收入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五。到清亡的1911年，资政院核定的预算案中，田赋收入虽然恢复到了乾隆年间的近五千万两，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却进一步下降到了百分之十六点五。而且完全取消了实物粮的征收。”
“由于中央权力的衰落和官吏腐败的加深，额外的附加税明显增加，大量的田赋收入并未纳入官方统计之中，据后世学者估计，清亡前后，实际的田赋征收额较官方的统计数要增加约一倍。也就是一亿两左右，比乾隆时期增加约五千万两。”
“就算是这样，即使在庚子以后的10年间，清政府为支付赔款和筹集新政款项，增加了田赋税额，但田赋占农业产值的比重并未扩大，甚至还有所下降，以一亿两的实际征收估算额，占农业产值的比例不过百分之二点三，仅仅是同期日本土地税占农业产值比例的十分之一强。甚至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那个饱经战乱破坏的新生共和国里，农业税实际征收额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也在百分之十一到十三之间，五倍六倍于此。”
方天华听得直眨眼，抚手叹道：“书上都知道那时候的清政府‘腐败无能’，没想到居然能废到这种地步……”
韩浪懒洋洋地伸了伸胳膊，一脸的“你想不到的多去了”，嘴皮子还是一刻不停地狂扫滥射：“不过呢，由于人口的增长大大超过了耕地面积的增长，清末与十八世纪中期相比，人均耕地的降幅接近六成，同期平均粮食单产却没有明显增加。这样一来，虽然考虑到粮价的上涨，清末的田赋负担较乾隆中期理应有明显下降，但人均实际农业产出却下降了三分之一，这意味着消费剩余的减少和纳税承受力的下降，假设种植成本和基本生活支出不变，即便缴纳的田赋折算成粮食略有减少，农民仍会感到赋税压力明显加重。”
“不过虽然清末的田赋的负担总体上看比较轻，但最主要的得益者却是封建地主，据保守估计，清亡前全国的地租收入应在五亿两左右，是